德国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把德国作为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主要参照对象。但实践证明，在德国运行良好的制度，在国内却往往难以落地，这与我们对德国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关于德国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研究，往往关注制度、政策，而缺少对其背后文化因素的分析，缺乏对制度的文化逻辑的认知。

工业技术文化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德国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的运行逻辑及其文化前提。本文来源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团队笔谈“德国工业技术文化与职业教育”，透过教育的制度政策之中可视的层面，深入探索其工业技术文化的特征，解析其深层的机理，为我们借鉴德国经验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德国“工匠精神”孕育于前现代手工业时代，并在现代工业化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点需要从对工业技术文化的诠释中来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工业技术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渗透在人类社会所有领域之中，奠定了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形塑着现代社会的文化样态。德国工业技术文化以技术合理性为其内核，蕴含着技术理性文化、技术创新文化、技术美学文化、技术伦理文化等文化谱系，进而催生了“工匠精神”的现代化内涵维度。
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奠定了“工匠精神”的底蕴基础，对职业教育有着更本源和基础性的影响，其技术合理性的内在要求，既体现在工业化初期与职业教育的互动中，又表现为工业化进程中对职业教育的促进过程，也反映在当代职业教育的新理念与实践中。

德国“工匠精神”的工业技术文化渊源

德国“工匠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人们不断对其内涵进行诠释、对其来源进行分析。从历史与词源双重考古的角度看，“工匠精神”最初与前现代的手工制造有着更内在的关系，狭义上是指手工业“工匠”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伦理。

但当下人们使用该词时，其内涵已经泛化。从对象看，不再仅仅针对工匠群体，而是几乎扩大到所有职业领域；从构成上看，有学者指出“工匠精神”的本质是制造过程的质量控制，其内涵不再局限于主体自身的工作伦理，而是拓展到外部制度规范以及工具特性层面。

人们也经常将高质量产品与“工匠精神”联系起来，因为产品本质上是一种聚集，是主体工作伦理、外部制度规范以及工具特性等无形因素在有形物质上的集中凝聚，一如海德格尔所讲“天、地、神、人”的聚集以及伯格曼所提出的“聚焦实践”。
德国“工匠精神”既涉及工作伦理、制度规范、工具特性这三方面基础意涵，又具有其自身特点，其孕育于前现代工业化之前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实践，并在现代工业化之后具有新的时代内涵。
这种内涵的更新与深化本质上是由工业技术文化带来的。

工业技术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前现代手工业技术文化的全新文化模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亚文化样态。它奠定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基础，并渗透贯穿在西方文明各个领域当中，支配并影响着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

可以说，工业技术文化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底色与本质。其最初形成是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工业技术的发明创造为主要内容，启蒙运动则带来了理性这一现代性理念。
结合起来看，工业技术文化的底层核心是“技术理性”，它是指技术实践活动以功利目的的理性实现为方向，以理性态度、原则与方法为根本遵循，其理念基础与实际运行逻辑受到理性的内在支配与外部统摄。
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追求的是对自然的控制、功利目的的实现以及无限制的扩张，解决的是“能够做”的问题，具有潜在的风险。德国的工业技术文化则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其最核心、最底层的逻辑是技术合理性。
技术合理性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性超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在“应当做”的指引下对主体实践活动中“能够做”的规范和约束，是依据科学合理的理性观和价值标准对具体技术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和效应的反思、评价和规范。
在此意义上，德国工业技术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追求“技术合理性”的工业文化，是对以“技术理性”为基本特征的其他国家所享有的工业技术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孕育“工匠精神”内涵

在“技术合理性”的驱动下，德国工业技术文化蕴含着技术理性文化、技术创新文化、技术美学文化、技术伦理文化等文化谱系，体现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并进一步孕育了德国“工匠精神”的现代化内涵。

技术理性文化奠定了德国“工匠精神”的理性特征

技术理性文化是指将理性态度、原则、方法充分贯彻在技术设计、技术工具选择与使用、工艺改进、产品制造等技术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工业技术文化样态。标准主义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它既体现在制度规范层面，又展现在主体行为层面。从前者看，德国为了摆脱其在工业化初期被冠以的产品制造质量低劣的标签，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

特别是以1917年成立的标准化行业协会DIN为标志，其产品制造走上了标准化、制度化道路，为德国制造的高品质奠定了制度规范保障。从后者看，德国人将“标准主义”作为重要原则贯彻在日常工作中，成为其工作伦理的重要特征。

技术创新文化标识着德国“工匠精神”的创新维度

技术创新文化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同时融入理性态度，营造创新的氛围与环境，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式与路径， 从而持续地为技术制度创新、技术工艺创新、技术产品创新创造条件。

德国充分清楚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特点，在工业化开始就逐渐走上了技术深挖的技术创新路径。此外，鼓励创新的特殊专利制度、工业科学实验室制度，高校的科学研究机构等标志着良好的技术创新制度基础。

技术创新文化内在推动着德国工业化的发展，并催生出了最先进的、自动化的制造机器、工具、设备、工艺等，成为德国“工匠精神”的鲜明标识。其内在逻辑在于，工具的先进化特性能够在极大程度上规避个体态度、精神、伦理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确保产品制造实现高质量的过程控制，为规模化的、高品质的产品输出奠定基础。

技术美学文化蕴含着“工匠精神”的美学指向

德国的美学文化历史悠长，理性传统与美学思想的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德国式美学。而随着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运动，德国美学文化又渗透到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家具设计等技术设计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美学文化。

20世纪30年代，“德意志制造联盟”和“包豪斯”标志着德国技术美学文化的高峰，并在二战后发展出数量众多的技术美学流派，引领着德国技术美学文化的发展。德国人将理性设计、美学思考、消费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制造过程，不断创造出物美质优的高品质产品。

技术伦理文化拓展“工匠精神”的伦理内涵

它要求技术实践者能够将伦理道德意识倾注在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然环境负责。在制度规范方面，德国从联邦、州，再到基层建立了不同层级的制度化机构推动技术伦理实践，特别是德国工程师协会（NDI）颁布的《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有助于规约工程师的实践行为，为工作实践提供伦理判断与指引。

在生产制造领域，德国也建立了质量监管认证机制，确保生产制造全过程、全生命周期处于严格管理和监控之下，以保障过程与最终产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德国职业教育的工业技术文化意蕴

当提及德国的“工匠精神”，自然离不开对其职业教育的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结合前文的分析，在本质上，德国的工业技术文化对职业教育有着更本源和基础性的影响，“工匠精神”则是工业技术文化与职业教育的重要表征。

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内在的技术合理性要求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与促进，既体现在工业化初期与职业教育的互动中，又表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职业教育的促进过程中，也反映在当代职业教育的新理念与实践中。

工业技术文化与职业教育的互动

德国工业技术文化中的“技术合理性”内在要求促使德国人始终以合理性态度来对待工业技术发展及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问题，认识到必须突破原有的学徒制培养方式，将企业教育、实践学习与学校职业教育结合起来。

因此在工业化开始后德国依靠发展职业教育和创办高等技术院校培养技术人员，各地开办了农业、渔业、家政等种类繁多的职业学校、工艺学校、业余技术夜校和星期日学校。德国所建立的应用性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之相对照，英国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但其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重视，仍然沿用基于工作现场师徒制式的个体技能传授方式，没有引入学校培训，导致其职业教育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表明工业革命与职业教育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其不仅仅是工业变革的纯技术问题，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其中基于工业技术文化的内在选择起着关键作用。

工业技术对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

工业技术文化的技术合理性要求充分体现在“双元制”制度设计层面。德国通过不断完善“双元制”质量保障体系，通过建立质量标准体系、条件保障体系、教学管理体系、评价监测体系来保障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用工结构方式发生变化对德国“双元制”提出了新挑战，德国从合理性角度出发，又出台了系列政策，积极打造“职教4.0”概念，促进职教数字化转型，为“双元制”转型发展创造条件。

技术创新文化与职业教育的互动

德国的技术创新文化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孕育了创新创业的动力、环境与实践机会，促进了产业技术标准的提升、规模的扩大，丰富了产业结构，也带来了对职业教育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

反过来，职业教育基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特色有效嵌入到德国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当中，对中小企业的渐进式创新提供独特的帮助。德国职业教育注重将技术创新因素与要求渗透在培养全过程中，为社会供给了大规模的高素质劳动者，促进了行业企业技术技能持续积累。可见，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孕育并促进了职业教育与产业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

工业技术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工业技术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也表现在理念层面。

德国劳耐尔教授所创立的“工作过程系统化”理念、职业能力开发与测评（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in TVET，COMET）方法等，获得了广泛影响力，源于其理念和方法的整体性与合理性，但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它们正是德国工业技术文化“技术合理性”孕育的结果，也是其具体映射与表征。

职业能力开发与测评提出了完整的工作任务解决方案可以用八个方面的标准来判断，即直观性（展示）、功能性、持续性（使用价值）、经济性（效益）、工作过程与生产流程、社会接受度、环保性和创造性。依据工业技术文化的内在谱系去做具体分析，可以发现相关对应关系。

功能性、使用性体现着技术理性文化的具体要求，企业生产流程和工作过程导向则彰显着技术合理性的最基础的文化逻辑，直观性、社会接受度、环保性是对技术美学文化、技术伦理文化的反映，创造性则是技术创新文化的具体表征。

当然这种相对关系，并不是绝对地一一对应，但却渗透着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对职业教育理念的深层次影响与促进。

综上所述，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孕育了现代“工匠精神”，对职业教育产生极大的积极影响，体现出历史延续性、制度规范性、创新互动性、理念互见性等特征。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工业化初期，工业技术文化支配下的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职业教育样态对德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又呈现为工业技术文化对德国“双元制”制度设计与改革举措的促进，也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技术创新文化与职业教育的良性互动，更显示出工业技术文化对以“工作过程系统化”理念、职业能力开发与测评方法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念的深层次影响。
当然，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止如此，未来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必将持续下去，作为二者表征的“工匠精神”的现代化内涵也将不断升华与更新。